面向世界科学技术前沿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国运昌则科技兴，科技兴则国力强”，2002年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清华校友金怡濂院士的肺腑之言，道出了科技发展与国家强盛的关系。清华大学背负着全国人民的期望，以其独特优势在国家科学技术创新体系中承担着重要责任，经过不懈努力，近年来在科学研究方面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

  清华大学副校长康克军日前在接受记者正常采访时表示：“在通过科研工作提升我国产业的竞争能力，甚至影响国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路线和政策方面，清华大学已超越某些世界一流大学，一些基础研究领域也已处在国际前沿。”虽然他在采访中顺口提到的科研成果就有十几项，表示清华取得的科研成果是很难用一篇文章罗列的，但他更愿意介绍的还是清华大学的科研理念、科研环境和促进科学技术创新和人才教育培训的相关举措。

  4月24日，清华大学迎来百年华诞。此前的4月14日，清华大学郑重举行仪式，宣布“清华学堂人才教育培训计划”全面启动，意在更有效地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尽享辉煌的时刻，这所百年名校依然把“人才培养”这个大学教育最根本的任务放在最重要位置。实际上，清华在2008年召开的第十六次科研工作讨论会上把清华大学科研宗旨由“顶天、立地”拓展到“顶天、立地、树人”，更强调了清华的科研工作要与人才教育培训结合在一起。

  康克军说，清华的研究开始于1925年9月开学的清学院。“虽然那时还没明确的科研概念，但是实际上已经开展研究”。据资料记录，清学院在“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带领下进行普通演讲和专题研究两类学习，普通演讲为必修，研究院的学生每人至少须选定4种，专题研究则是“就一己之志向、兴趣、学力之所近，选定题目以为本年内之专门研究”。

  后来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些与现代的研究概念接近的研究工作比如物理学、风洞力学等出现了。与国内其他大学相比，清华开展科学研究是非常早的。但是，早期的清华教师们从事科研工作，目的多为提高自身学术水平，更新知识，掌握科学技术新动向。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重视科研水平的提升。清华大学在1956年设立科学管理处，将科研工作作为与教学并列的两个工作重心之一，经过多年的实践，逐步形成了科研工作要“顶天、立地”的理念，所谓“顶天”，是指研究工作要在学科前沿，探索新知识，产生原创性研究成果；所谓“立地”，是指科研工作要结合国家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需求，产生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新成果。

  随着时间的推移，清华大学慢慢地认识到，大学不同于科研院所，大学的科研工作是与培养人才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于是又提出了科研“树人”的理念，清华教师在选题时也以此指导自己的工作。

  “我们的科研项目在立项、中间检查和验收的时候，不仅要看它是不是满足国家的要求及完成得好不好，我们还有另一套丰富的考核内容。”康克军指出，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培养人才的情况，也就是项目里有没有给学生提炼出有挑战性、创新性的论文题目，有没有让学生自始至终地参与研究工作，有没有在出成果的同时使学生的研究能力有大幅度地提高。他说：“有时一个好的研究课题甚至能够决定这个学生未来一生的研究领域。这是清华科研工作的基本特点。”

  康克军介绍，清华在考察各院系科研项目时，除了看科研成果，还看该项目培养了多少硕士、博士生，以及在完成国家项目的过程中形成了的研究设备，哪些变成了教学设施，进入了教学实验室，哪些研究成果可以写进教科书，成为学生教学和实验的新内容。例如，通过清华大学信研院与北京全路通信信号研究设计院轨道交通自动化研究所的合作，实验室一名07届博士毕业后到北京全路通信信号研究设计院就业，目前该毕业生已成长为通号院研发中心总工，负责高速铁路安全控制核心设备的研发。并由此为清华学生搭建了一条绿色通道，目前已累计有30余名学生陆续到北京全路通信信号研究设计院就业、发展。在生物膜与膜生物国家重点实验室平台上，颜宁教授带领以党尚宇、孙林峰、黄永鉴三名本科学生为主力的课题组，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在世界上第一次解析了膜蛋白大肠杆菌岩藻糖转运蛋白的结构，并结合生化手段初步揭示了其工作机理。

  目前清华大学拥有国家重点实验室13个（含5个联合实验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16个，北京市重点实验室5个，居全国高校第一。此外，清华大学还有一大批交叉研究机构和与国内外企业和事业单位共建的联合研究机构，以其雄厚的科研实力，大量的科研课题，孕育着精英人才的成长。

  大学里聚集着一大批活跃在科技前沿的学者。但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大学的研究工作总有一种纯学术的味道，与社会的技术进步结合得并不密切。改革开放后，经济模式转变，技术进步加快，对大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清华大学也开始有意识地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正如清华教师中流传着的一个通俗说法：“科研成果要有价值，要么上书架，要么上货架。” “上书架”指新知识能写进教科书在教学上使用，“上货架”即科研成果应用于经济发展和生产生活之中。

  1983年，清华大学设立科技开发部，向社会推荐学校的研究成果；清华每年还组织企业界人士和教授们进行对接座谈会，以期碰撞出新的应用的思想。康克军说：“有时正好清华的老师有一个研究成果，有一个公司能够用上，甚至企业愿意投资建一个新的产品链来支持成果的转化。”

  此外，清华设有清华控股有限公司，通过这一自有产业渠道来转化科研成果，有些成果的转化过程中又建立了新的企业。清华阳光公司，是太阳能热利用技术转化出来的，由清华控股有限公司控股，北京一轻集团和首钢股份强势加盟。公司目前已建成世界上规模首屈一指的全玻璃真空集热管生产基地和国际领先的太阳能热水器自动化生产线。

  北京辰安伟业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源于清华大学的高科技企业，以清华大学为依托，依靠其在公共安全领域多年的研究成果和技术积累，在国家应急技术装备、城市公共安全、工业生产安全、危险化学品安全、人居环境安全、关键基础设施安全、核与辐射安全等众多公共安全领域，拥有独立自主的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

  康克军说：“这样的例子很多，都是与清华学术研究有密切联系的企业，一方面清华的科研成果通过公司实现了转化，另一方面企业也通过转化清华大学研发的先进科技成果，提升了自身的技术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和市场之间的竞争能力。”

  多年来，清华以其自身的独特优势，在国家科学技术创新体系中承担着重要的责任。清华有一大批科研成果应用于国民经济领域，造福于民。例如，清华大学医学院程京院士带领的团队围绕疾病防治、药物开发等国家重大需求，在基因、蛋白、细胞三个层次建立了系统化的生物芯片技术平台，研制了配套仪器和设备，提出了新颖的生物芯片设计技术、加工制作技术、生物芯片相关样品制备技术和生物芯片检测技术等四类关键创新技术，具有了多项自主知识产权技术，使我国在该方面的研究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尤其在生物芯片相关仪器设施产业化方面取得突出进展，使我国在生命科学仪器出口方面有了较大的突破。

  康克军介绍，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经济实力和科研实力都较弱，有很多研究是以国家重大决策、行为来实施的，如“两弹一星”、雷达、通讯等，都是以国家安全为主导的项目，清华除了输送人才也做了很多科研工作。但从总体来讲，基础研究工作一直比较薄弱。改革开放后我国的整体科研实力快速提升，清华主动加强了与国内、国际学术界的交流合作，基础研究工作也得到了提升。

  “这起因于三方面的因素：第一是通过改革开放，我们不难发现了国际学术前沿的研究情况。第二是经济实力的增强也使我们的师生有条件开展更多基础研究。第三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原始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不足的问题日渐突出，这就要求科学家、学者要有意识地开展更前沿的探索和研究，产生更多的原创新科研成果。”康克军说。

  “这些年我们的基础研究有了很大长进。”康克军提到几个例子。比如范守善院士领导的科研小组2002年合成出首个超顺排阵列，其独特之处在于可以直接抽出连续的碳纳米管薄膜。这些连续的薄膜和长线，将纳米级的碳管变成宏观可操控的客体,将碳纳米管优异的物理化学性质带到各种宏观应用，架起了纳米世界和宏观世界之间的桥梁。文章发表在2002年的Nature杂志上，引起了国内外巨大的反响，并被评选为当年十大科技进展。随后研究团队又陆续实现了超顺排碳纳米管的直径控制、工业化大批量制备，发展出一系列基于超顺排碳纳米管的应用。例如碳纳米管扬声器和触控薄膜，这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碳纳米管产品的问世标志着中国纳米技术的产业化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另外，2010年11月由清华大学与南风集团合作开发的15kg/小时（120吨/年）碳纳米管批量生产技术通过了国家教育部鉴定，创目前国际多壁碳纳米管产业化制备能力的最新纪录，已成为目前已知世界上最大的碳纳米管生产基地。由多名中国科学院与中国工程院院士组成的鉴定委员会一致认为，该技术居于国际领先水平，打破了制约碳纳米推广应用的瓶颈。

  岳光溪院士领导的循环流化床锅炉团队，建立了完整的循环流化床锅炉基本理论体系和定态设计理论，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循环流化床锅炉设计工艺，运行可用率、燃料种类和粒度适应性远高于国外技术；定态设计理论已成为中国多个锅炉制造厂家确定主要设计参数的重要指导原则。该成果不仅在与国内多家锅炉厂合作过程中实现了产业化，而且还实现了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出口和转让。

  邱勇教授的团队开展的有机发光显示技术（OLED）研究，从1996年开始，围绕高效率、长寿命等核心问题开展物化机理研究和技术攻关并取得重大突破，自主设计并建成大陆第一条OLED大规模生产线年中国重大技术进展之一。所研制的OLED显示器成功应用于“神七”舱外航天服，开创了国际上将OLED技术应用到航天领域的先河。

  “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不同，基础研究常常会出现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情况，但偶然性也存在于必然性中，持之以恒地在这样的领域进行研究，总能出成果的。正是由于基础研究这种周期长、结果无法预测的特殊规律，才更需要稳定的支持、宽松的环境和容忍失败的文化。”康克军说。

  为支持基础研究，清华大学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设立基础研究基金，最大的目的是培养年轻教师，希望能引导和稳定一批青年学者长期潜心从事基础研究。其后学校又筹集经费设立了科研周转基金；随着理学院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各系的发展，又设立了理学院基金；90年代初期又相继设立了青年科学研究基金、博士论文基金等，培养了一批从事基础研究的青年骨干教师，使学校基础研究工作得到了加强。

  康克军介绍：“我们支持基础研究，正在改变管理模式，不再去判断申请的课题怎样，而是判断研究者本人，看他是不是能够做到无论收入高低、经费多少都有极大的热情从事这项研究。”

  随着国家“211工程”、“985工程”相继启动，清华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逐渐加强。学校出台了《关于加强基础性研究提高学术水平的十点意见》，制定了《基础研究基金管理办法》，资助的范围扩大、类型增多、力度加强。例如，项目既考虑前瞻性和创新性，同时也为后续承担国家各类基础研究项目做好前期预研；资助范围从基础研究扩大到部分应用基础研究；资助类别增加到四类，分别是：培育国家基础研究项目、扶植青年骨干教师项目、促进学科交叉项目、支持新兴学科方向项目；资助力度大大增强，自1999年以来，累计资助项目达530个，经费超过4800万元，对于清华大学基础研究的开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此外，清华大学自2008年开始遴选基础研究骨干（一般是未满40周岁的青年教师），通过自主科研计划等渠道给予长期支持。进入基础研究骨干的教师具有较大的学术发展的潜在能力，学校对他们提供稳定的经费支持，但不进行每年的常规考核。据了解，目前已有40多位清华教师入选。“我们想将来维持一个200人左右的稳定、精干的基础研究队伍。通过这样的举措，最终一定会有一些优秀的青年学者脱颖而出。”康克军说。

  世界上一流的研究型大学都把发展“交叉学科”和促进“学科交叉”放在重要位置。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种各样的形式的“交叉中心”成为一流研究型大学的发展亮点。清华大学有意识地先后组建和支持了一批跨学科中心，如人居环境、微纳米技术、宇航技术、生物芯片技术、导航技术、超导技术等等，还专门建立了支持跨院系交叉合作的研究基金。

  “随着科学的发展，仅凭某一学科领域的研究已很难解决复杂的现实问题。”康克军举例，比如研究公共安全问题，要把计算机、信息、法学、公共管理、化工、材料、物流、信息网络技术结合起来，甚至还要与传媒结合。“生物信息学也是一个典型例子。”康克军说，生物体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受到复杂的信息调控，理解各种生物现象背后的信息调控机制是生命科学研究的一个重点，是解决很多生物学和医学问题的关键。清华从90年代后期就开始了生命学科与信息学科的交叉，建立了跨自动化系和生物系的生物信息学研究所，后又建立了我国首个生物信息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在清华信息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中专门设立生物信息学研究部及合成与系统生物学研究中心，生物学与信息科学的交叉促成了一大批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康克军说，“在设立知识交叉研究课题方面，学校是有倾斜的，另外学校鼓励成立交叉研究机构。”

  清华目前对设立研究机构有一些条件要求，但对设立的交叉研究机构学校基本上会批准。不过学校对交叉研究机构有着明确的考核内容，具体为：交叉研究机构有没有两边老师一同承担的科研项目；有没有两边老师共同产生的科研成果或共同署名的科研论文，有没有两边老师共同举办的学术会议；有没有两边老师共同做导师指导的学生。“都是实打实的要求。”康克军说。

  此外，清华还鼓励教师到另外一个系做双聘教授，允许已经在学科交叉领域开展研究工作的教师申请跨学科担任博士生指导教师。在学位审议环节，专门设定学科交叉类学位论文的审议程序，为从事学科交叉研究的学生申请学位提供了制度保障。

  1月15日，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和量子信息中心揭牌典礼在清华举行，姚期智院士在揭牌典礼上说，“清华在信息科学领域具有强大的阵容，同时还具有深厚的学科建设基础，现在成立交叉信息研究院，有助于把握时代机会，发现新的契机，是个有意义的工作。”

  发现新的契机，把握时代机会，应该也是清华大学整体科研工作努力追寻的“意义”。

  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1977级本科生，1982年毕业，获学士学位。1984年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硕士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留校任教。1988年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博士研究生毕业，获博士学位。1989年至1991年赴德国电子同步加速器研究所做高级访问学者。曾经担任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核技术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工程物理系副系主任、系主任，“粒子技术与辐射成像国家专业实验室（现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曾兼任同方威视技术公司总经理、董事长。2003年12月任清华大学校长助理兼科研院院长。2004年2月至今任清华大学副校长。

  曾任中国电子学会理事，现任中国体视学学会理事长、中国核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核学会核技术工业应用分会副理事长。长期从事辐射成像教学与科研工作，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获授权发明专利13项。1988年设计并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实验工业CT系统。在清华大学承担的“大型集装箱检测系统”国家“八五”科技攻关项目中担任专题负责人，后负责该项目的工程化和产业化，取得多项重大科学技术创新成果，以“同方威视”命名的清华大学大型集装箱检查系统系列化高科技产品大量装备中国和世界各国海关口岸，成为打击走私和反恐斗争的高科技武器，获得巨大社会经济效益。为解决大型装备的无损检测问题，经过长期不懈努力，所负责的大型装备缺陷辐射检测技术与系统的研究取得成功，满足了国家重大需求。曾获国务院授予的“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教育部“跨世纪人才基金”资助，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中国科协“求是”杰出青年奖，中国发明专利金奖，北京市劳动模范，“首都劳动奖章”，“全国先进工作者”等多项奖励和荣誉。多次获得教育部和北京市的科技奖励。2004年2月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2011年1月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